近日，新能源汽车行业一场由龙头企业比亚迪掀起的降价潮引发连锁反应资炒股门户，多品牌被迫卷入“价格战”漩涡。终端市场硝烟弥漫之际，资本市场率先遭遇震荡，龙头车企市值蒸发超千亿元，整车股普遍深跌。
深究内卷病灶，制度性扭曲是根源性诱因。地方政府“GDP锦标赛”驱动下，“招商内卷”不断制造政策洼地：十年所得税免征的极端承诺催生光伏产业产能过剩、价格腰斩；多地“购车补贴”混战异化为“以补贴换销量”的恶性循环。地方政策的“合成谬误”割裂了全国统一大市场，亦导致资源配置严重扭曲。同时，“零公里二手车”的猖獗则成为产业内卷的又一病态注脚——其为消化滞销库存、虚饰销量数据的畸形产物，虽在特定时期为产业链参与者提供了短期利益输送通道，却严重扰乱价格体系、透支品牌信誉，暴露了在高压考核与生存焦虑之下产业上下游的行为异化。
企业的“生存焦虑”直接诱发创新惰性。面对成本上升与股东对短期回报的苛求，研发沦为最先被压缩的开支：原本计划投入的智能驾驶迭代资金，不得不挪用于补贴终端促销，如2024年部分车企因价格战压力，直接削减了智能网联等关键技术研发预算；零部件供应商也因整车厂的采购压价，被迫在材料替代、工艺简化上不断突破底线，以某核心部件为例，过去三年，Tier1供应商被迫将其成本压缩，导致研发投入占比下降。自主创新动力的衰竭，致使汽车行业深陷“千车一面”的同质化泥潭，“价格战”沦为无奈的选择，此困境又被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剧。发达国家以技术封锁与标准垄断挤压中国产业升级空间，东南亚国家凭借成本优势争抢中低端制造份额，双面夹击中，中国企业创新突围之路更加艰难。
破局之道，在于打造“创新友好型”生态，推动竞争逻辑的变革。首先，急需优化现有制度体系，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框架，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推动跨区域的公平竞争审查，确保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要改革政绩考核机制，推动“创新贡献度”“绿色转型成效”等指标成为核心考量，减轻对GDP增长的单一导向依赖，鼓励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此外，还要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市场垄断行为，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防止过度集中化现象对创新型企业的压制。
企业层面应进行三重转型：首先，企业必须聚焦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增加研发投入，尤其是在前沿技术领域。例如，华为每年将约20.8%的营收投入研发，累计研发投入超1.2万亿元，这种持续的创新投入显著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次，推动产业链生态共建，强化上下游合作，避免重复建设，提升整体效率和协同效应。车企可以借鉴比亚迪与合作伙伴共同建设闪充桩的做法，通过整合产业链资源，避免无效竞争，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最后，加速全球化战略布局，尤其是本土化研发，突破国际贸易壁垒，提升全球竞争力。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差异化的优势，优化产品定位，增强抗风险能力。
宏观政策上，需要同步引导社会资源向高技术领域倾斜，谋划设立“硬科技ETF”以引导资本流向具有长周期、高技术含量的行业，避免资本过度追逐短期利润，同时鼓励消费者为技术创新支付溢价，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推动全社会对创新价值的认同；此外，劳动力市场政策需要优化，培养更多符合汽车行业创新需求的高素质技术人才，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创新能力，从而激发社会创新潜力，推动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
纵观全球产业演进历程，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需立足本土优势构建独特路径。日本“精益生产”革命通过流程再造提升效率，德国依托“隐形冠军”在细分领域构建技术壁垒，美国硅谷则完善了“风投—高校孵化—产业转化”的创新生态链。这些经验启示中国需从规模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从“大而全”走向“专精特新”、从急功近利转向包容长线投入。
反内卷是一场攸关国运的深刻变革，其本质在于重塑发展逻辑——使创新成为最硬的“通货”，将企业家精神化为最稀缺的资源。唯有制度、企业、社会达成长期协同，以“创新红利”替代“人口红利”，以“全国统一大市场”终结“地方割据”，方能真正淘汰“躺平”者、激励“突围”者，最终推动中国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制造业实现从“汗水经济”向“智慧经济”的历史性跨越，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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